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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区潞州中学贾楠继教编号：11005983
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是世界上最富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生前一直领导着美国的中国问题学术研究，曾经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有关中国历史方面的学术著作。费正清先生的作品博学而不拘泥于传统历史的叙事方法，有着“精警生动的文笔，得心应手的叙述，熨贴入微的观察”，对中国目前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客观的借鉴作用，对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更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伟大的中国革命》是费正清先生主要的作品之一，他以一个历史学家公正的治史态度，跳出了地域政治的狭小圈子，以一种“宇宙公器”的大历史视角，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进行了详致的还原与解构，并通过纵向和横向的历史比较，对中国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心的爬梳与清理。在费正清先生的笔下，历史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单调记录，而变成了一种深刻的历史解析和微妙的私人感受，通过对费先生的解读，我们可以抛开历史表象的东西，而直接把握到中国近现代史的本质，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出深刻的感性认识。
历史首先是一个相互渗透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是上一阶段的延续，而决不会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费正清先生正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入手去溯本求源，以求深入了解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种种内外因素。费先生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专制历史非常悠久，专制意识根深蒂固，专制文化相当发达的封建国家，它既有着长期“天朝上国”雄视四夷的文化优越感，又有一整套错综复杂，而且自行运作的宗法制官僚的惰性体系，这种文化体现为一种内敛式的“内在爆炸”，“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它不愿意改变它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和体制”，也正是这样一种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制约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所以中国革命注定了不会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只能是一个传统文化分崩离析，西方先进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逐渐渗透的渐变过程。
出于叙述的需要，费正清先生把中国革命的进程分作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晚期的中华帝国：成长和蜕变(1800年-1895年)”，这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萌芽和发展时期。
中国自古即自命为“天下之中”的“天朝大国”，中华帝国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外交关系，所谓的对外关系也只是为了“宣我圣教”“布我威德”，乃是“柔远”“怀柔”之术，是对于野蛮民族的教化过程，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对等，公平的外交意识。中华帝国在伊始也正是以这样的心态去面对不请自来的西方列强的，但是鸦片战争的炮火很快就击碎了满清政府“天朝大国”的帝国美梦，到甲午战争结束，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已经到了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关键时刻，人们已不得不去痛苦地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任何对于传统文化所报有的幻想都显得那么不切实际，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之争，到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终于得出一个结论：旧瓶不能装新酒，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才有可能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的革命已在酝酿之中。
费正清先生对于鸦片战争的解释曾经遭到了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的激烈批评，对于鸦片战争，《伟大的中国革命》表示了以下观点：“鸦片战争的发生意味着中国拒绝在外交平等和对等贸易的基础上参加国际大家庭，结果导致英国使用武力。”其观点就是鸦片战争的根源并不在鸦片，这显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这样就将鸦片战争的责任搞成了一笔糊涂帐，并试图在轻描淡写中一笔带过，有为西方列强推卸责任之嫌。拿鸦片来与一个主权国家搞“对等贸易”，本身就是无稽之谈，在此唐德刚教授反问，如果拿鸦片同美国搞“对等贸易”，美国会同意吗？这无疑是本书的败笔之处。
纵观海外历史书籍，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对李鸿章的评价可谓众口一词，交相赞誉。其实，抛开民族意气与政治偏见，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去解读李鸿章，所谓“以夷制夷”，也只是一个清醒的政治家面对西方列强所能采取的唯一对策，“不过是在无可救药的环境中不断地修修补补和玩弄权术而已”，乃是弱国无外交的外交，只是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列强之间求平衡。同时还应当看到，在李鸿章身上也明显地带有一个老政客虚与委蛇的官僚习气，而“以夷制夷”说穿了也正是官僚阶层生存自保的本能之一，用在外交上去对付洋大人，竟成为一种有效的外交手段，真让人啼笑皆非。李鸿章之成为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自有他不可逆转的历史宿命，因为他所维护的是一个不合时宜，摇摇欲坠的反动宗法政权，他的失败亦不过是传统社会内部矛盾激烈斗争的最终结果，如是而已。
《伟大的中国革命》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为“晚清帝国秩序的变革(1895年-1911年)”，“中华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前者叙述了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与满清帝国的最终灭亡，以及中国现代革命的发端；后者对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与中国革命的进程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剖析。中国现代革命的发端有着两个平行的过程，即政治上的军阀混战，国共之争，与文化上的以“五四”为标志的启蒙运动。在此费正清高度赞扬了白话文的普及，他认为白话文标志着文化的平民化，标志着愚民政策所设置的最大屏障已经被拆除，对于传统文化的改造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一个宗法专制的社会形态之中，自古就缺少自由主义传统，西方的民主传统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言未免有些遥不可及，以中国的社会土壤所疾需的并不是美国式的民主，而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倒是“俄国和中国的专制政治和落后状况，使两国间在某些方面互相效仿。”于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中国革命的现实参照物。
毛泽东无疑是一个充满了传统文化智慧的农民领袖，他目光远大，对中国的社会形态有着入木三分的认识。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受到欧风美雨的熏陶，他更注重中国革命的实际效果，毛泽东敏锐地看到在中国这个农村大国，只有农民才是最义无返顾的革命者这个基本的国情，所以“群众路线”就成为毛泽东实践上的重大突破，同时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权变。事实上，毛泽东眼中的所谓“民主”，不过是民粹式的，多数农民的民主，这种民主的实质与传统社会“实其腹，虚其心”的愚民政策亦不过一步之遥而已，毛泽东的组织原则也仍未脱封建社家长制的运作方法，但他的单纯的组织与热情，也最容易唤起农民对于“乌托邦”社会的狂热向往，那种农民式的平均主义理想，最终在毛泽东的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相比之下，国民党则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大拼盘，其内部腐朽不堪，一团烂污，蒋介石本人亦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既没有胆量去独裁，又没有肚量去民主，更重要的是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国民党的最后败落又岂是偶然？所谓时势造英雄，毛泽东正是以他独具的个人魅力和超人的政治魄力成为中国现代历史最为现实的选择。
《伟大的中国革命》最后一部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985年)”，费正清先生对中国当代的这一段历史进行了审慎的清理和颇具私人意味的解读。“中国革命中发生的一切，无非是回到旧帝国的结构中去，只不过有了现代化的技术和群众的爱国主义而已。”因为有了这个前提，毛泽东所需要的“新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思想统一之后的一种社会工具，其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人格可言，也正是在“中国最精贵稀少的人才丧失了活力”之后，“在这样的谴责和反知识主义气氛中”，人治的弱点已经逐渐暴露无遗。“大跃进”和“十年文革”正是个人极权的必然结果，它们从各个方面暴露出中国仍然只是一个包着现代化外衣的传统帝国，同时也说明对于文化的改造也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社会工程。
新中国前期的现实说明了以对待农民的政策来发展城市文化，显然是南辕北辙的，“中国的政治生活由于包容了农民，就被拉下到严峻和无知的农民水平。”基于以上事实，费正清先生对毛泽东得出以下评论：“他是一个缺乏建设中国现代化知识，谦逊的态度和忍耐力的农民英雄。毛泽东太专注于他那最新式的农民造反传统，而不屑于理解中国应该和他的‘五四’时期的前辈那样，刻苦研究外部世界和中国本身。……总之，他是属于王朝统一者式的伟大传统人物。”这既可以看作是对毛泽东本人的评价，也可以读作对那个时代的总结。
费正清先生对中国目前的现状是理解的，对中国的将来则是乐观的，“中国人口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多，通过一个中央权威保持统一，仍然是必要的；管理这么多的人民只能依靠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信仰制度，政府机构必须由受过训练的精英组成，地方当局在农村代表着国家。”费正清先生欣喜地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各项令人瞩目的成就，正在把这个古老的国家导向一个自由的国度，这正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时代趋势。
中国的政治历史从来都是“成王败寇”的政治历史，每一次政治上的改朝换代，也是历史上的又一次另起炉灶，从来都把前朝的政绩一笔抹杀，而不是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扬弃，这种对意识形态的专制手段是非常可怕的，其危害也是难以估量的。费正清先生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探讨，首先是站在了一个公允的立场上，对中国各个阶段的革命历程进行了不偏不倚的解读。他的成功之处在于没有以西方惯有的价值标准为取舍来衡量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据，并设身处地地考虑到中国长期所处的国情，对中国革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深刻反思，做为一个美国的历史学者，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正如费正清先生所说的那样：“任何一种新的中国的世界观，必然是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世界观，而不是地区性的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的作用也是这样，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决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世界文明史的一面镜子，是全人类的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
费正清先生的作品从一个新的角度为我们印证了传统中国的一句老话：史者，宇宙公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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